但就审判模式的指导而言，它在许多方面都被证明是无益的。第一个奇怪的现象是，在房间里和 Zoom 上聚集的数十个人中，那些对西巴布亚局势最不了解的人却负责。证人是根据他们与手头问题相关的各种专业知识来选择的；法官则不是。在正式诉讼中，法官应该只将法律知识带到他们的工作中，以便在其他方面接近一张白纸的客观性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空白只意味着空的。
这个问题最好从法官的工作来回答，其中最重要的部分——判决——还有待做出。但法官的许多工作都是隐藏在人们视线之外的，这无济于事。法官们坚持这种形式，许多决定都是闭门做出的。起诉书和会议计划也同样不透明。其结果是，法庭在会议期间制定的分析结构在伦敦开会时已经基本形成，其他人可以在那里分享诉讼程序。作证的人可以讲述他们的故事，但法官和法庭的组织者 埃及 WhatsApp 号码 则决定他们的证词要讲述什么样的更大故事。
审判的形式不仅为大家提供了共同思考的角色分配，还为如何思考提供了一个框架。活动人士受共同的政治观点所驱使，因此可以理解地举行了一场作秀式的审判。法官们认为，各种证词合在一起“描绘了一幅人类和环境灾难的画面”（第 2 页）。让所有这些错综复杂的错误都呈现出来是一项重要的工作。但三天的审理让我不禁想知道还有什么没说出来。
具体来说，该小组没有留下任何线索，表明其分歧点在哪里，或其成员心存疑虑——这是集体思考的典型焦点。审判的形式避开了棘手的问题。辩论只是提出，而不是思考。问题只会给描绘的地狱景象增添力量和细节。（“情况越来越糟了吗？”“是的，情况越来越糟”；“英国政府也有责任吗？”“是的，澳大利亚和美国也有责任”）
我满怀期待地等待着法庭指定的辩护律师发表最后陈述。辩护律师呼应了印尼政府的官方声明（印尼政府决定不参与诉讼程序，这并不令人意外），强调经济发展和打击恐怖主义的重要性，并断然否认对不法行为负有责任。在场的每个人都认为这与主题无关。法官在初步陈述中简单地将辩护律师的论点视为“无稽之谈”（第 7 页）。